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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下雪,广州不下雪,冬季平均气温6-12℃。
吴谢程在机舱就除下围巾和羊毛外套。他拉着行李箱出来,一眼看到父亲。他已经近三十岁,父亲仍保留到机场接他回家的习惯。
“饿不饿?家里有在煲汤。”这种时候母亲永远在家料理食材。
父亲习惯性地牵过他的行李箱,吴谢程又拽回来。对方愣了愣,冲他呵呵一笑,背着手走在前面。“车就放那边停车场。”
他看着父亲的背影,很容易知道这个人又瘦削一些,想必早已提不起钻研和奋斗的力气,也早就不是更易做出成绩的年纪了。事实上,留下的时间也不多。再有一年不过,就将迎来退休的日子,彻底斩断前尘往事。
想到这,他看了一眼手表。离杨司飞出逃已经过去整整一周,这块土地迎来月亮历法的新开始,所有人忙着奔赴老家,跨越旧事,只等十二点钟声响起就失忆。他不能免俗,随着绝大部分人群回到家,为了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行李箱里放一件深红色衣服。若无意外,春节假期第四天他们就会去照相馆,父亲会打领带,母亲纠结于许多条不同的珍珠项链。这些链子有不同分类,他很小就看她纠结,哪几条戴去留影,哪几条戴去饭局,哪几条可以戴去家长会……在其他女人看来,或许是很幸福的烦恼。
不知道他们俩听到唯一的孩子入狱的消息,会是什么表情。
吴谢程凝视父亲的背影,饶有兴味地想;毫不在乎这把剑是悬在自己头上。

母亲讲了一个她的朋友和其英国男朋友之间的生活琐事笑话,炖七八小时的鸡汤,番人捞起鸡骨肉把汤水倒了,粤女气得大叫,从二楼打到一楼,然后在沙发上继续打。
父亲:“在小孩面前说什么!”
母亲:“也是该烦恼男女之事的年纪了。”
吴谢程咳嗽,差点把嚼了一半的蚝肉吐出来。母亲又自顾自地说:“你猜我昨天遇到谁了。”神色有些得意。
吴谢程心领神会,还是装不明白,问:“谁?”
“杨太太,”她一向以这个名字称呼杨司飞的母亲,因为对方不是体制内,等同于游手好闲,“脸色差了好多,听阿思——哎呀就是那个文旅局局长的老婆,你高中时也见过的,你文思阿姨。她说杨太太在为儿子的事情伤神,之前跑到美国去、跑到香港去,好不容易回内陆,又没有选广州办公室,接着短信电话也不回,闹失踪一样,前几天还闹到他们两夫妻要上上海去找!这才联系上。结果联系了又说,春节不回家,要留在上海!”
吴谢程不动声色地淌两滴冷汗。
“据说,”她的得意终于显出端倪来,“老是往外跑,是因为被催婚。”
父亲冷笑一声,有意无意地看一眼吴谢程,“翅膀硬了,懒得听你老人唠叨,自然要飞远点。”
“我觉得人生节奏还是要由自己把控。”吴谢程笑眯眯地看着父亲。
“反正现在我说什么在哪儿都没有用咯。”对方半开玩笑地耸了耸肩,话语中一阵苦味。
“懂什么啊!不要打岔。”母亲神神秘秘地凑近一些,脸庞和吃了一半的鸡架子相映成趣,“……你文思阿姨说,听上去,那小孩说不定是有病啊。”
“呃?”吴谢程愣了一下。
“那小孩之前带过大学同学来广州,一男一女,三个人刚好和阿思碰上,就打了招呼。怎么讲呢,同学是外国人,但就算是外国人,也没有两个男生牵手,女生站在一边的道理吧……”
是这种病啊。吴谢程释然一些,低头看面前饭菜,用筷子戳了戳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夹到自己碟里的另一只蚝,“不知道,”他带点恶意地说,“至少高中的时候,他喜欢女孩子。”
母亲甩了甩手,莫名满足地往后靠了靠,说:“谁知道呢?反正是怎么催也没有用了。再说谁敢嫁过去啊,以后男人女人都要防的,麻烦得很。”
“会出轨的创造条件也要出的,”父亲淡淡地说,“又不是养狗,拴条链子就没事了。”
吴谢程再次咳嗽。
母亲警觉地扬起眉毛:“一会儿弄杯姜水给你。”
“饶了我吧。”吴谢程痛苦地说。

吴谢程小时候,以为人生只有一条路走。好好念书,读很好的大学,像爸爸那样进体制内向上爬,和领导的女儿相亲,骑凤凰牌自行车谈喝豆奶的恋爱,然后在合适的年龄办婚礼,置办一套时值一万元的索尼立体声,在合适的年龄生小孩……好的到这里就结束了,低年级小学生的脑子还去不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后来自然而然的,老师会刻意教一些远大理想,但是与家长合起伙来给他灌输的精英教育又时刻不在提醒着眼前寸光,上太多补习班参加太多竞赛带来太多奖章奖状和加分,吴谢程一步步走,意识到自己当然可去更广阔天地,世界好多选择,特别是对他这类普世意义上的“优秀学生”。等他再长一点年岁,认为人生有许多条路可走,只要他想,每一条都可以来一遍,且一定是最完美路线。
到了现在,他发觉,人生仍然只得一条路走,而且没有所谓路线,没有他最初认为的“循规蹈矩”,仅仅只是顺流而下。
接风结束,吴谢程推说累了,皱着眉头喝完姜水,进自己房间。他的房间自高中毕业后就不再改变陈设,现在看来,像一个一年被打扫数次的时间胶囊。他坐在床边歇了一会儿,起身,轻易在书柜里找到高中毕业相册。海东作为私立学校,在这种形式化的事情上非常自由,他记得是班委会联系了摄影团队,隆重地拍了三套。一套校服,一套班服,一套抓拍的随影。他随手翻开,正好翻到自己的照片,侧面,正在对着教学楼二楼拐角的风纪镜调整校服领带。
十年前有想过会仍然坐在广州的家里听家人催婚吗?大抵是没有这种瞬间的。
他往下翻,见到很多旧面孔,但大多记不起姓名。班服是一套定制的秋季西装,内衬苏格兰格,他只穿过一次,就是毕业这一次;因为班服是用于运动会方阵,只有那场合可穿,而他先后作为宣传部部长和学生会会长,穿着校服在主席台管流程、陪领导。
他想起他撕掉过一张运动会上的照片,宣传部会派学生去各处拍照,拍到好的就拿来填补校报、帮衬公众号,做宣传。那张照片就是这样来的,漫画社的社长像一只炸过毛又觉得好像是我有问题的矮脚曼基康,书颖丹躲在她后面笑出泪花,两个女生对面,杨司飞一脸“跟这种人对峙真是自降身份”的无语表情,显然用尽全力才没有大翻白眼。照片被他撕碎,卧薪尝胆式地保存了两个多月,等他找到复仇的机会,被他一把洒在杨司飞的头上。
相纸像朽败的花瓣一样簌簌落下,因为迎着窗外的光而反射出无法窥探照片内容的强烈白光,杨司飞逆着光线,眼睛藏在阴影里,直勾勾地盯着他。
也不知道后来是谁处理掉那一捧垃圾。
他忽然一阵烦躁,干脆粗暴地翻页,找到一张杨司飞的抓拍。
摄影师站在高一层的地方,杨司飞在楼下的走廊,靠在栏杆上,侧过脸看校园里种的凤凰花,有一枝开进楼里来。
吴谢程伸手,抓住这一页的顶端,顺着书脊往下撕开;但只撕破两三厘米他就后悔了,抹平褶皱,最后看了一眼,慢慢关上相册。
随着角度改变,纸面上印刷的十七岁的杨司飞似乎终于肯正视他一眼,但很快也被吞进旧时的黑暗去。

新年钟声敲响时,杨司飞坐在卧室的飘窗上,挂掉和家人的视频连线。微信和WhatsApp被祝福话塞得很满,他挨个回过去,回到后来已经两眼抹黑,强撑着点开钟隅刷屏式的对话框,对对方说新年第一句话:“好烦啊衰仔!”
钟隅毫不留情打视频电话过来,新年第一面,张口就说:“你组织好语言没有?”
“这才过了几天……”
“有一周了吧,你要是杀了个人都该过头七了呀!”
杨司飞把手机面朝下摁下去,钟隅吱哇乱叫一通,又很柔和地说:“你不是说你要一个人想想嘛。但是,我看你脸色没有变得更好。”
换了你遭遇这种事也未必就能像算微积分一样七秒之内解决问题吧。杨司飞恶毒地想。他拉开睡衣领口,看了看胸腹,淤青仍留下一点不健康的淡黄淡红,平心而论,连轻微伤都算不上。
其实就算没有伤痕,应该也是很易证明的罪行。但要向别人说明这些,必定要失去现下拥有的很多东西。
而吴谢程甚至费尽心思地帮他保留下来。
杨司飞想起第一夜时摁到自己脸上的枕头,其中力道说是不含杀意都像狡辩;监禁日子里所有事都毫无余地,却偏偏制造一个他逃出后还能佯装无事地回去的境地。HR和同事轻易地接受了他的病假,他以那副饱经摧残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事务所时,所有人都完全相信他刚刚大病一场,事情就此揭过了。如果他不说,——或者,用一个基层很爱讲的词,“不去闹”,大抵能一直保持水面上的平静。不会被指指点点,也不会被父母责骂,事情不会传到不应该知道的人那里去:比如老家的交际圈、比如网络和新闻,不会在或许十年二十年以后还被高中同学以戏谑的口吻提起来。
到时候他们会怎么说呢,孽缘的青梅竹马?
“——小飞飞?喂!”
杨司飞回了神,拿起手机,“我没听见。”
“根本就是没在听嘛。”钟隅冲他做了个鬼脸,“我是说,你确定不回来吗?下周有全英班的同学会。我们一直没参加过这个班级活动。”
“不去了。”杨司飞别开视线。
“我想也是,毕竟吴谢程也去嘛。”
“……他们今年记得请他了?”
“谁知道是怎么打算的,我倾向于组织委员会里有人需要一些法律援助。”
非常好,非常没有口德。杨司飞默默地竖大拇指。
“那我就回复我们都不去了,老样子。”
“……我去。”
“啊?”钟隅做了个挖耳朵的动作。
“我去看看。”杨司飞疲倦地说。